建炎初年,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:“诸大将提兵入觐,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,有尾大不掉之患。”
在建炎四年。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:“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,跻身于执政之班,家中金帛充盈,锦衣肉食,出入飞扬跋扈,不循朝廷法度,其祸患甚于金虏,可谓上负国家。下负百姓,罪恶如此,用古法皆当诛。”
当时有“两镇之重”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。
到了绍兴元年,汪藻再一次上奏章,大谈“诸大将拥重兵,寝成外重之势”,献上“驭将三策”。建议赵构要“渐销诸将之权”。
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:“后十年卒如其策。”
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,但不能太心急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!
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,虎视眈眈。上书高宗,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,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,他呼吁说:“臣愿陛下深思熟虑,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,俾统六师。”
到了绍兴八年,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:“诸将权太重”,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。
高宗对此大为赞赏,当即表示“一二年间事当自了”。
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,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“释兵权”事件,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。
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,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,张浚在相位时,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,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,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,他本人坐谪引退,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。
赵鼎继相,王庶在枢府,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。
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,加以擢升,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,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。
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,但因为秦桧回来了,赵鼎、王庶相继罢官,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。
有第一、第二次,就会有第三次、第四次……
从这个角度看,罢免张俊、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,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,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。
问题在于,尊文抑武、以文制武的制度,真的那么合适吗?
毫无疑问,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。
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,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,等等,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;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,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如。
诚然,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兴盛,是李家唐朝多年以来对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延续和结果;但是,宋朝孱弱的军事力量与她那超高的国民生产总值,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
无论是国家的税赋收入,国家的人口数量。又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,宋朝与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比较,其差距相当于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之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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